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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些公司，它招收的“员工”几乎都是育龄女性，这些“员工”入职六个月内几乎都进行了生育。然而奇怪的是，公司不但不用她们来上班，还给怀孕女员工涨了好几倍的工资、以此为基数缴医保，最后还给她们发放生育津贴。这样的一家公司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目的，又为“生育津贴”这项保障妇女生育的国家支持政策埋下了怎样的风险？

　　近日，根据大数据监测结果和审计署移交的相关线索，国家医保局锁定这样的公司，进行了我国首个针对“生育津贴”诈骗的专项飞行检查。总台央视记者全程跟随飞检组进行了调查，揭开了一起全链条造假骗取生育津贴的大案。（点击「链接」查看）

　　在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监管平台上，通过规则筛查出的这条线名员工的企业却在短时间内有13名孕妇员工集中生育，这引起了医保局工作人员的怀疑。经过研判，国家医保局立刻成立了飞行检查组，前往云南昆明进行调查。

　　按照云南规定，生育时连续缴纳生育保险满6个月及以上的职工就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领取津贴的标准，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再乘以可以申领津贴的天数。

　　昆明市为产假（98天）+生育假（60天）+难产（含剖宫产）15天+多胎15天，即申领津贴天数为最短158天，最长188天。以工资1.8万元和5~6个月的时长计算，孕妇可以申领到10万元左右的津贴。

　　在云南昆明五华区医保局以及她们生育所在医院，调查组调取了这家公司13名申领生育津贴员工的相关资料显示，不仅生育临床记录完整，新生儿医学记录也和申请信息完全相符。

　　然而13名员工集中在一年多的时间生育，是巧合，还是另有蹊跷？为了摸清这家企业的真实情况，飞检组根据公司注册地址来到了一个居民区。

　　在注册地点扑了个空，这更加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怀疑。按照申领材料上的工资计算，这家只有十来个人的公司每年要发放超过300万元的工资。这样的公司经营情况如何呢？调查组随即来到了市场监管部门调取注册和经营资料。（点击「链接」查看）

　　2021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应当提交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相关文件等。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云南省2022年发布的《云南省市场主体住所（主要经营场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优先实行告知承诺制，登记机关不再索要住所使用证明。

　　然而，2024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再次明确：公司申请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登记，应当提交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公司登记机关简化、免收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的，应当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等方式，验证核实申请人申请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客观存在且公司依法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然而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中，该公司从未提供，也没有补充过经营场所的有关文件。

　　此外，根据调取的公司注册资料及2023、2024企业年度报告，调查组发现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0元，营业收入、纳税总额为0元、利润总额为-3.6万元。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无地址、无营收、无利润、无纳税的公司，已经给13位所谓“女职工”申领到了总计超过100万元的生育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是我们常常说的职工“五险一金”中的险种，除此之外，还有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需要企业代职工进行缴纳。检查组随后来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发现这家企业甚至从未登记其他的社保基本险种。（点击「链接」查看）

　　经过和当地人社部门了解，在该公司生育的女职工，除与1人签订过劳动合同外，其余12人均未签订劳动合同。其他社会保险也没有缴纳。

　　生育津贴也被称为“产假工资”，是国家发放给女职工，用以弥补生育期间正常工资收入减少的保障待遇。所以生育津贴发放与否、发放多少，和女职工用工关系以及单位工资水平强相关。

　　然而，企业注册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劳动合同签订及社会保险登记涉及人社部门，工资个税以及社保缴纳基数则来源于税务部门。究竟哪个是真工资呢？其实，当地医保部门早在2025年上半年，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

　　昆明市五华区医保局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还针对税务缴纳、参保基数的真实性，向区税务局发函核对，并未获得支持。此次国家医保局飞检组通过区医保部门再次协调税务核查数据，其正式回函仍为该数据“税务部门不予对外提供”。

　　在数据渠道无法打通的情况下，调查组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迅速调整调查思路，决定从源头寻找真相，直接联系这家公司所谓的“员工”了解情况。（点击「链接」查看）

　　该公司“员工”之一的李某某，于2024年在昆明生下二孩。她表示，自己一直在另外的某建筑公司工作，工资一直是由该建筑公司发放，并不是申领生育津贴的这家贸易公司。

　　然而调查发现，月薪只有4000元左右的李某某，在生育津贴申请表里，竟然成了另外一家公司月薪两万元的员工。

　　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所有涉案申领人的实际领取和申领额都是差别巨大。甚至有产妇是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该公司以她的名义申领了10.2万元，而产妇实际领到手只有3.2万元。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名下，位于成都、杭州的另外两家公司进入了检查组的视野。记者跟随检查组迅速赶往成都。(点击「链接」查看）

　　这家成立于2023年12月的公司，有11名员工，其中有6名员工生育，并领取了39.42万元的生育津贴，由于当地产假时间短于昆明，平均每人领取约6.57万元。

　　成都高新区医保局在察觉出风险后，通过联动机制，立即将相关线索移交给成都高新区公安部门，犯罪嫌疑人徐某某落网。

　　在成都市看守所，记者终于见到了这次案件背后的操盘手犯罪嫌疑人徐某某，那么她是如何通过“冒领”生育津贴赚钱的呢？（点击「链接」查看）

　　徐某某此前就在云南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一职。2014年起，她负责公司的劳动关系、社保和人事相关工作。2015年她成立了一家公司，为他人代办社保挂靠业务，也就是给没有工作的人，代缴社保以按照“职工”的身份享受相应的待遇。

　　从帮忙办理挂靠社保，到注册三家公司“冒领”高额生育津贴，徐某某又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

　　2023年5月18日，徐某某使用虚假地址成立了云南某宏贸易有限公司。公司职员只有她母亲一个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的月工资基数就是一万八千元。于是，税务部门根据企业申报信息，向医保部门提供该公司员工平均每月1.8万元的收入，作为该公司2024年生育津贴的发放基数。

　　我国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不仅有助于规范征缴管理，提高征缴效率，实现社会保险资金安全，也能给个税和社保数据联动创造条件。

　　然而，对于本案涉及的职工，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员工一边按照月工资2000元收缴个税为0元，一边又提供月工资基数18000元，让参保人申领到10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数据差异十分明显。

　　正是基于这个漏洞，不法分子通过在税务端做高社保缴费基数，申领到高额生育津贴，赚取“国家发放”和“个人领取”之间几万元的差价。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除了在云南昆明、四川成都之外，她还曾经在浙江杭州开设公司进行类似的操作，结果却被医保大数据监管直接挡在了申领阶段。（点击「链接」查看）

　　2024年8月，徐某某在杭州注册了某通贸易有限公司并陆续为2人申请生育津贴，然而，杭州市医保局审核数据时发现了异常。

　　最终，这个涉及三个省份，全链条造假的生育津贴诈骗案浮出水面。据初步统计，本案共涉及生育津贴约400余万元，其中，20.78万元被浙江杭州医保部门及时拦截，未予发放。四川成都医保部门及时联合公安等部门，追回了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在成都骗取的约40万元生育津贴，云南昆明医保部门目前已将相关线索移交给当地警方，有关调查仍正在进行中。

　　根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参保人累计享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9614万人次，基金累计支出超4000亿元。生育津贴等生育支持政策已经成为职工妇女正常生育的有力保障。

　　然而，从“挂靠”到“拉拢”，从所谓“帮忙”到大肆牟利，“生育津贴”竟成了不法分子眼中随意薅取的“金羊毛”。（点击「链接」查看）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按照该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随着医保监管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一些企图通过非法手段骗取生育基金的行为，其实已经纳入医保部门重点监管的范围之内。

　　公司的育龄期妇女的人数畸高，生育津贴的领取占比畸高，申领金额畸高，集中申领或者说是短期突击参保，选择性参保，领取津贴之后就立即停止医保，这些维度都是我们日常筛查的维度。所以在社会面上想通过挂靠参保，虚构劳动关系，虚增缴费基数进行诈骗生育津贴，在我们现在大数据监管的时代，已经是无所遁形的了。

　　国家医保局提醒，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正常缴纳生育保险，无须为了享受生育津贴待遇铤而走险。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全国17个省份140个统筹地区落地实施。（点击「链接」查看）

　　此外，医保部门还推动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向“直接发放至个人”转变，这一政策避免了单位因某些原因截留或挪用生育津贴的风险，确保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第一时间得到经济支持，让这份政策红利切实减轻生育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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