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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是一支颇为独特的军事武装集团。它在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势力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却被迫倒向革命阵营，对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在此过程中，国民军领导集团内部曾爆发激烈矛盾冲突。以往学术界多聚焦于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协助下的“进步”表现，对其内部冲突要么鲜有关注，要么将其视为国民军迷惑敌人的策略，认为矛盾只是摆脱困境的手段选择。笔者则认为，国民军内部的矛盾斗争，既是其旧军阀武装本质的暴露，也是其政治立场演变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下文将对此展开论述，以期填补国民军史研究的空白，并借此探寻其日后蜕变为新军阀及最终骤然崩溃的深层缘由。

　　1925年12月24日，国民军攻克天津，并通过缴获奉军大量军械、收编地方武装实现实力骤增，成为北洋格局中不可小觑的力量。然而，就在其声势达至顶峰之际，内外危机已悄然浮现：外部，奉系张作霖虽暂退关外，却在暗中联络直鲁联军、山西阎锡山等势力，伺机反扑；内部，因直隶督办一职的归属，国民军各派系矛盾骤然激化——冯玉祥麾下的张之江、韩复榘与第三军军长孙岳各拥重兵，互不相让，甚至出现公开对峙的局面，其激烈程度为冯玉祥建军以来所罕见，直接埋下了后来分裂溃败的隐患。

　　国民军一、二、三军联合攻打奉系李景林据守的天津。此役，一军张之江所部伤亡最巨、战功最著，故张之江及一军其他将领均认为直隶督办一职非张莫属，天津商会也纷纷致电段祺瑞，恳请任命张之江为直督兼省长。但国民军第二、三军亦觊觎直隶地盘，不断向冯玉祥施压。为维护国民军团结，也为践行此前对三军孙岳的许诺，冯玉祥当日致电段祺瑞，力荐孙岳任直督兼省长，并保举二军邓宝珊任直隶帮办，同时决定由二、三军接防天津，一军部分回防。

　　此举引发张之江等人强烈不满。早在天津将破时，张之江得知冯玉祥有意让孙岳任直督，便约李鸣钟、鹿钟麟等以“注意舆论、民意、民生”为由，委婉表达自己主政直隶的诉求。12月25日，段祺瑞依冯玉祥之请下达任命，一军将领反应激烈，立即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由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熊斌五人联名密电冯玉祥，称对直隶善后及中枢政事有具体主张，此举在冯玉祥施行家长式统治的一军内部，无疑是对其权威的公然挑战。27日，冯玉祥复电假意称“敬佩之至”，随即突然宣布“先行下野”，并于1926年1月1日正式发布下野通电。

　　冯玉祥的突然引退，背后有较为复杂的政治考量。一方面，郭松龄反奉的骤然失败让他猝不及防，此时的国民军已沦为北洋各派系共同敌视的目标，他试图再次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通过暂避锋芒减轻各方压力，以便部下能重新整合力量应对奉系的威胁。另一方面，张之江等一军将领因直督任命产生的强烈不满，让他心灰意冷，决意借此机会敲打部下，以平息内部因权力分配引发的矛盾斗争。

　　所以，他在“沁”电中称“近年国家纷扰，由于人人争权夺利……若大权独揽，何以服人”，这番话看似指向北洋各系争雄，实则暗含对一军内部争权的批评，当时舆论也从中窥出“国民军内部矛盾”的端倪。尽管张之江等人的不满暂时被压服，但国民军领导集团的裂痕已难以弥合。更令冯玉祥始料未及的是，他退居幕后不仅未能缓解敌对势力的压力，反而导致所部事权不一、陷入混乱。随着国民军处境日益恶化，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为不同政治倾向的派系斗争，为其后续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冯玉祥为稳定国民军局面，接连调整人事与防区部署：最初拟定全军退出北京，由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郑金声分任甘、热、绥、察四地都统；旋即又改弦易辙，决定固守京兆地区，由鹿钟麟负责防守，刘郁芬接任绥远都统；不久再将国民一军控制区域划分为京畿、口北及察区、绥远、热河、甘肃五区，分别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为总司令，并提请段执政府正式任命，名义上以张之江为最高统帅，实则通过分配固定地盘安抚各派系将领。

　　1926年1月4日，张之江通电暂代西北边防督办；9日，段执政府正式颁令任命。但这一安排很快引发矛盾：刘郁芬不愿离开经营已久的甘肃，托词，导致李鸣钟也以“患病”为由拒不赴任甘肃；更关键的是，张之江资历、才干均难孚众望，鹿钟麟、宋哲元等核心将领多有不服，难以驾驭全军。为此，国民军将领召开会议，决议政治主张、防区调遣等事务须经集体讨论、多数同意方可实行，实则否定了张之江的最高领导权。张之江愤懑之下，于1月11日以“才轻任重”为由通电辞职，虽在冯玉祥施压下勉强复职，但国民军内部已在对冯玉祥不满的旧隙之上，又添新的更为严重的权力冲突，局势愈发动荡。

　　冯玉祥下野后，便授意部下先后向直、奉两方求和，但是，各将领对此意见分歧明显。张之江不仅坚决执行冯玉祥制定的谋和方针，甚至主张不惜代价向两方投降；鹿钟麟则坚持联直，尤其主张联合靳云鹗、田维勤部，坚决反对向奉系作出更大让步；李鸣钟则态度游移，时而与鹿钟麟意见相左，时而与张有不同看法。《向导》曾刊文分析国民军领导层的政治倾向，指出其内部存在两部分倾向，一派以鹿钟麟等人为代表，属于进步武力，主张继续对奉作战、亲近民众；而另一派则以张之江等人为代表，仍秉持军阀争地盘的心态，谋求与奉系妥协。这一评论虽有偏颇，却也精准点出了国民军领导层关于战略分歧的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同政治倾向的矛盾斗争。

　　1926年3月初，国民军在津南战场击退直鲁联军，津东与奉军形成相持，军事出现转机，随即加紧与奉系和谈。3月2日，张之江致电张作霖，称“冯公业已下野，本军全体将士情愿惟我公马首是瞻，恭听指挥”，并愿“无条件奉还”热河。但张作霖提出国民军需交还直隶作为议和条件。10日，国奉双方代表拟就“和平意见”十条，核心内容包括：国民军无条件让出热河；直隶督办由奉方从杨宇霆、张学良、张作相中择一任命；孙岳调任北京警卫总司令，率部驻防京兆地区等。12日，张之江又派张树声赴奉，已有出让直隶之意，却遭到鹿钟麟等人坚决反对。14日，鹿钟麟致电冯玉祥，明确表示“让热可，让直不可”，质问“我两次大牺牲为直，让直何以对人民及阵亡将士”，并指出“奉天中坚郭松龄败亡，张宗昌、李景林近又覆败，奈何以数十万敢死之士割地求和”。但张之江仍一意孤行，只是由于张作霖对和谈毫无诚意，其妥协努力最终未获实际结果。

　　3月中旬，国民军陷入空前困境，奉军在津东猛攻，直鲁联军于津南反攻，吴佩孚攻取河南后沿京汉路继续北上，三路大军形成合围之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国民军本指望苏俄从海上运送军火补给，可俄轮被奉军扣留，军火补给彻底落空。为保存实力，冯玉祥于3月14日密令鹿钟麟等从前线撤退，并运动北洋元老王士珍出面通电主和调停。但鹿钟麟拒不从命，不仅虚报李景林部已全线溃退，还指使电报局扣发王士珍15日的求和通电。

　　然而，战场局势并未如鹿钟麟所愿：直鲁联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北上，韩复榘部无力抵挡；奉军接连攻克卢龙、迁安、乐亭等地；直系靳云鹗部也已进抵石家庄。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退无可退。3月18日，鹿钟麟被迫发出王士珍等人的求和通电。20日，张之江、李鸣钟等联名通电，表示愿意遵从王士珍15日的通电，撤回原防，专力开发西北，不再参与内争，前敌将领也由鹿钟麟领衔通电赞成撤兵议和。但是，令人注意的是，同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致各报馆的通电中称，其在回复张绍曾的电报里有“若各方承认聘老划直热为缓冲之议，敝军再当全部退往西北”等语，但在实际发给张绍曾的电报中却并无此类表述。这一细节暴露了国民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尤其是鹿钟麟等人并不甘心无条件撤回原防。只不过此时冯玉祥仍能遥控全局，故这种事权不一的矛盾尚未完全凸显。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冯玉祥于3月20日仓促出国，将国民军残局交由张之江等人收拾。3月22日，国民军撤离天津，但领导层对于以后的战守方针却陷入分歧。本来，冯出国前曾明确指示全军退至南口以北，以保存实力。张之江主张严格执行这一指令，放弃北京，但鹿钟麟等将领坚决反对，多数部下也不愿轻易放弃京畿地区。22日，鹿钟麟、李鸣钟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议以十二万兵力固守京畿。26日，鹿又公开表态，称国民军决心坚守，“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待，决不放弃北京”，此举实则是对张之江指挥权的公然对抗。彼时张之江远在张家口，面对鹿、李的分庭抗礼束手无策。而鹿、李二人内部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鹿钟麟主张在固守京畿的同时挥师入晋，以拓展退兵驻地；李鸣钟则认为阎锡山虽有趁火打劫之心，但尚未公开敌对，此时攻晋无异于“于怨丛中又增一秦”，反对贸然行动。

　　3月23日，张之江突然致电总理贾德耀请辞，并提议由鹿钟麟继任察哈尔都统，择李鸣钟或鹿钟麟兼任西北边防督办，且特意将电报交由北京警卫司令部转呈，显然是有意向鹿、李二人施压。鹿钟麟等人见状，连忙于25日通电表态，称冯玉祥虽已出国，但“张督办之江久孚众望，且相处有年，自当听其主持，以示诚服”，公开表示顺从指挥。张之江见目的达到，遂于次日通电宣布继续统率国民一军，不再提辞职之事。但鹿钟麟仍坚持固守京畿，张之江于是在31日再次致电贾德耀，请求任命鹿钟麟为察哈尔都统，试图将其调离北京。对此，鹿钟麟于4月3日派门致中等前往张家口，向张之江说明国民军不退出北京的原因及维持现状的必要性，以求获得谅解。

　　鹿钟麟之所以坚守京畿，既有对当时军政形势的判断，但也夹杂着个人保留地盘的考量。当时，张之江身兼察哈尔都统，鹿钟麟难以染指察哈尔，且察哈尔无论地位还是资源都远不及北京。加之张之江驻节张家口，鹿钟麟不愿受其直接节制，难以自主行事。此外，鹿钟麟对与直系谋和仍抱有期待，靳云鹗屡次致电国民军，称吴佩孚有合作“诚意”，并希望国民军勿退出京畿，这无疑更坚定了他的坚守决心。鹿曾向记者解释，坚守是为保障中外人士及数万朋友的安全与生计，这番话虽言不由衷，但公开拒不听从张之江指挥的态度已十分明确。

　　4月初，直系田维勤部督师北上，但在进至琉璃河后顿兵不战，这让国民军误以为和谈有望，随即加紧派代表与田维勤、靳云鹗接洽议和，以期推动吴佩孚放弃对国民军的成见。但是，吴佩孚始终顽固坚持联奉讨冯立场，还通电否认有代表与国民军接触。

　　国民军赴保定、郑州的议和代表王乃模、何遂返京后，向鹿钟麟建言，称“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以此作为挽回大局的对策。张绍曾派来的策士张廷锷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此举既能打动吴佩孚，即便不成，也可借曹锟、张绍曾之力缓和其态度。靳云鹗则暗示国民军，应“容纳汉口吴佩孚的意见”解决某项重大问题；丁春膏更直接致电鹿钟麟，点明吴佩孚意在先倒段祺瑞、恢复曹锟自由。吴佩孚的私人代表耿遒熙入京后，也劝鹿钟麟“做两件露骨事”以表议和诚意，明确提出驱段放曹，称如此必能获吴佩孚谅解，还提及吴佩孚在电文中也表示，国民军若有和谈诚意，当先落实此事。这些情况无疑坚定了国民军发动第二次北京政变、推翻段祺瑞政府的决心。

　　冯玉祥下野之初便定下驱段释曹的方针，欲以此向吴佩孚示好求和，若和解不成，便迅速撤离北京制造中央权力真空，坐视直、奉两系为争夺北京控制权与总统宝座火并，自己再收渔翁之利。所以，4月9日夜，鹿钟麟依计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仓皇逃往东交民巷。但是，张之江在政变前后态度反复无常，先是默许行动，事后又公开表示反对，这一行为让他与鹿钟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3月30日，张之江致电吴佩孚，明确表示“国民军亟与贵军合作，以应付奉军，如共同作战尤所愿也。至尊方如以驱某为可，亦无不可照办”，暗示愿以与段祺瑞决裂为条件换取联合，足见其完全赞同倒段之举。鹿钟麟发动政变前，也曾致电张之江征得同意。4月10日，张之江复电鹿钟麟，称“对时局无成见，联吴为向来主张”，再次确认态度；4月13日，他又接连两次致电吴佩孚，恳请其“入京主持”大局。事后鹿钟麟通电解释，驱段是将领共同商议的结果：“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趋向不明，无以图进步之良宜”，因此确定“首言恢复法统，次言除障碍者去段，又次言趋向者迎吴”的行动方针。

　　国民军发动的第二次北京政变，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典型体现。国民军本就因频繁倒戈饱受诟病，此次突然倒段，更坐实了其反复无常的骂名。李景林、张学良等联名抨击国民军“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囚曹，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吴佩孚对国民军释放曹锟的示好之举无动于衷，对鹿钟麟的一再电邀更是置之不理。总理贾德耀也公开表态，称“此次鹿钟麟之不法行为，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因此，在多方指责之下，国民军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鹿钟麟见政变陷入僵局，连忙致电张之江，请其赴京共商善后之策。但张之江并未给出确切答复，仅含糊表示“须探明各方面意见后再作决定”。当阎锡山就国民军驱段之举向他问责时，张之江竟直接撇清关系，称“此乃鹿钟麟所为，非我所知”。4月11日，他甚至对人诟骂鹿钟麟“此举无异于坐炕招夫”，以女子不贞杀夫再嫁作比，其推诿责任、落井下石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

　　张之江不仅在政变失败后急于推卸责任，还直接拆鹿钟麟的台。按照冯玉祥原定方针，若驱段释曹迎吴不成便撤军，但撤军需数日准备。固然此次政变效果不佳，靳云鹗、田维勤等直系将领仍致电鹿钟麟，对驱段之举表示认可。但是，张之江却在4月11日以督办名义直接电令前方将领撤兵，还召回兵站总监，切断鹿钟麟所部的粮秣供给。即便如此，鹿钟麟仍试图做最后努力，争取靳、田支持，不肯仓促退兵。张之江见状进一步施压，于14日致电李鸣钟、鹿钟麟，以“出洋留学”为由提出辞职，同时举荐李鸣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鹿钟麟调任甘肃督办，试图以此逼迫二人就范，还持续以断绝供给相要挟，迫使鹿钟麟退兵。

　　4月15日，奉军占领南苑，直军同时进抵西苑，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但全军最终撤往何处却再次引发了内部分歧。冯玉祥出国前曾留下训令，要求必要时全军撤至内蒙古丰镇以西，但绥远地区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且冯玉祥不在军中，全军退守此地能否稳定军心实属未知。张之江、李鸣钟等主张严格执行冯训令，而鹿钟麟等人则坚决反对。结果，国民军仅退至南口一带。因此，北京虽出现了权力真空，但奉、直军阀却也失去火并的直接诱因，直奉两系联合围攻南口国民军的政治基础依然存在，冯玉祥原本期待的坐收渔翁之利并未出现。不过，从全国大势而言，国民军在南口的坚守吸引了直奉军阀主力的注意力，为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创造了绝佳战机，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当时的国民军将领并未认识到这一点：鹿钟麟等主张死守南口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向直奉示弱；而张之江则因权威再次受损，决意对鹿下手，以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舆论界早已对国民军内部的分歧有所注意。《申报》在4月19日的“天津通信”中分析道：“一军内部间，尤各自为谋，主和派之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辈，均不支冯之所为，而劝冯出国，早熄战祸；其主战派之鹿钟麟、韩复榘、郑金声辈，则犹希冀于逐段释曹，博吴欢心，庶几国直合作，共遏奉军，而国军仍得留京师，对中央政局有合作之权。”第二次北京政变时，鹿钟麟拟定的布告原写有“总统曹公”，后删去“总统”二字，东方社据此断言张之江与鹿钟麟之间“已发生葛藤”。

　　而吴佩孚、张作霖也早洞悉国民军内部的矛盾，他们认为张之江可以利用，而鹿钟麟更代表冯玉祥，故采取“拉一打一”的策略。张作霖在与张之江的往来电报中，屡称张“向号诚笃”、“素所敬重”，还对李鸣钟示好，称其“皆愚夙所推许之人”，却斥鹿钟麟“在京妄为”，“演成重重怪剧，贻笑中外”。吴佩孚复电张之江，提出国民军需交阎锡山改编才可和谈，但允许张“保留一个师”，对鹿钟麟拥护“总统曹公”、欢迎自己北上主政的表态则始终未直接答复。吴、张的分化手段，无疑加剧了国民军内部的矛盾。

　　国民军退守南口后，张之江仍不断派人向奉、直军阀求和。奉、直恰好利用他急于求和的心理，将矛头直指鹿钟麟，力图挑起国民军内部的火并。奉军公开表示，张之江直属部队可保留，其余必须缴械，若张协助收缴鹿部武器，就允诺让他出任甘肃督军。吴佩孚也致电张之江，劝其缴鹿军械，称“如鹿钟麟缴械，则当任君为西北边防督办”。5月下旬，奉军再次公开宣称，张作霖认为张之江“诚朴”、“堪共大事”，且西北军除“冯鹿二人外，其余均不是赤化”。这番表态让张之江、李鸣钟等人愈发认定，鹿钟麟已成为力图向直奉求和的障碍。

　　4月下旬，张之江在国民军将领会议上反复强调：“为保全西北军实力，总以避免战事为上，否则愈坚持愈陷绝境，终将全军覆没。”其言外之意，无非是希望鹿钟麟去职。只因其他将领主张先讨论战守策略，鹿去职的提议才被暂时搁置。但张之江始终认为只要鹿下野，就能缓和与直奉的关系，于是暗中劝鹿引退。他和李鸣钟在致张作霖的电报中，甚至将“保全鹿钟麟生命，由其自动下野”列为议和条件；所派代表张树声与直奉接洽时，不仅提出“撤销冯玉祥、鹿钟麟等激烈分子的统兵权及军中职务”，后来在奉方明确要求“逮捕鹿钟麟解交中央处分”时，也奉张之江之命应允下来，其为求和不择手段的心态可见一斑。

　　鹿钟麟见状，于5月初在张家口称“病”，声言不再过问军务；当张之江任命他为察哈尔都统时，他也以“戎马倥偬，无暇顾及政治”为由未敢直接接管，而任由张之江旧部维持一切。但是，张作霖、吴佩孚并不相信张之江的示好，认定这是国民军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始终对其保持警惕。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颇为滑稽的一幕：张之江拼命想投靠直奉军阀，而对方却拒不接受，反而极力将其推向革命阵营。也正因直奉的判断失误，张之江等人解除鹿钟麟兵权的企图才不了了之，国民军也未因此出现更大的悲剧。

　　实际上，当时国民军内部矛盾不止张之江、李鸣钟与鹿钟麟的纠葛，张之江与蒋鸿遇的冲突同样激烈。蒋鸿遇足智多谋，被时人称为“智多星”，冯玉祥也赞其有“统帅之才”。1925年，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参谋长的蒋鸿遇以“甘肃进可攻、退可守”为由，建议冯玉祥占据此地。冯采纳后，派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蒋鸿遇任帮办。1926年西北军组建第十二师，蒋鸿遇任师长，率部布防绥远、宁夏边境。

　　当南口战事吃紧时，张之江想调蒋鸿遇部增援南口，自己率军入甘，可蒋鸿遇行至包头后，见绥远群龙无首，便滞留不前，意图代理绥远督署。此时张之江已派宋哲元赴绥远任职，无奈之下只得暂任蒋鸿遇为绥远都统。但蒋鸿遇在任上大肆安插亲信、截留款项，令张之江极为不满。国民军退守南口后，张之江担心蒋鸿遇会阻断西北退路，竟派孙连仲先行侦察，授权其对蒋“便宜行事”，暗含伺机诛杀之意。所幸蒋鸿遇在增援雁门关时遇车祸受伤，才侥幸躲过一劫。

　　8月中旬，国民军从南口败退，韩复榘、石友三等部投靠晋系，虽主要为保存实力，但也与他们和张之江等人的矛盾不无关系。此后，韩、石虽又回归国民军，但却已埋下深深的裂痕，这导致了二人最终对冯玉祥的背叛。

　　南口大战爆发前，国民军仍未脱离旧军阀武装的底色，内部矛盾斗争在所难免，但是，这毕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民军领导人在军事战略上的严重分歧，是国民军在华北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政治进程。张之江缺乏抵抗奉直联军的决心，一味主张妥协求和，甚至发表整顿学风的通电，使国民军在政治上愈发倒退，逐渐疏远国共两党与人民群众。鹿钟麟虽在对奉态度上比张之江强硬，但对直系方针与张并无多大区别，在对待进步势力和民众的立场上也如出一辙。

　　所以，尽管张、鹿二人的分歧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成分，但本质上却是冯玉祥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在两人身上的不同投射，只是由于二人个人才干、作风有别，故在军中影响力判若云泥——鹿钟麟显然更受中下级军官拥戴。1926年8月国民军从南口败退时，张之江惊慌失措、指挥失当，使部队遭受重创，其个人威信也彻底扫地，此后再未在国民军中担任过实权职务。

　　国民军在此时的内部矛盾斗争，是对自身此前政治进步倾向的直接否定。这支军队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行事仍未脱离军阀实用主义权术的窠臼，其先天不足、缺乏政治与经济凝聚力的严重弊端已暴露无遗——种种迹象，实则已预示了日后西北军骤然崩溃的结局。